走向文化美学

 

走向文化美学
   

 胡经之
   

   也许仅只是我的一种直觉印象。我感到,文艺学或艺术学在近几年正在向两个方向发展: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的研究越来越趋向门类专门化,音乐美学、舞蹈美学、戏剧美学等越来越深入探索不同艺术独具的艺术奥秘,各自遵循的“自律”。但是,对文学的研究,却越来越趋同于文化普适化,把文学与整个文化融合起来,逐渐向文化研究转移。
    本来,多年前就知道西方当代美学早已出现向文化研究转移的趋向,没有想到,这种趋势很快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
    有朋自远方来,畅谈之后更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多年不见的香港中文大学美学教授王建元博士前不久来访,他的一番宏论使我越发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真是太快。这位在台湾曾以研究“雄浑”“崇高”著名的美学博士,坦率告诉我,他现在不研究抽象的美学问题了,已经转向文化研究,关注很具体的文化现象,如:西方文化如何影响香港文化,香港如何应对迪斯尼落户,等等。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就在香港同一学校都是朋友的美学教授刘昌元博士就不以为然。在最近一次美学的国际研讨会上,他宣读一篇长长的美学论文,还是探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他对我说:美学自身的基本问题,不能由文化研究所替代。他还将继续作美学沉思,不想转移。他对美学的执著,令人敬佩。
    我却觉得,美学、文艺学的这两种发展趋势,相反却又相成。自上而下,由下而上,应可互补,关键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促成新的整合。
    我向来十分敬重哲学美学,但我不满足于仅对审美作哲学结论,而希望美学能解释人类具体的审美和创美。艺术创造和艺术审美,乃是人类审美现象中的一种独特形态,和自然审美、文化审美相比,有其独特的性质和规律。因此,在80年代初,我热切期盼发展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创办《文艺美学丛刊)},和叶朗、江溶倡编《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参与王朝闻主编的《艺术美学丛书》。如今,文艺美学的发展成了文艺学中的一个学科,绘画美学、音乐美学、电影美学等也都在向更纵深的层次发展。我想,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还应有新发展。
    但是,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并不要也不能代替哲学美学。审美学的领域广阔得很,它至少应对这两类审美现象做出理论概括:一是对自然的审美,二是对文化的审美。艺术创造和艺术审美,只是文化现象的一种。
    大自然为人类带来了连绵不尽的美感。我们赞叹大自然之美,鬼斧神工,自然天成,不由人力所致,具有独特的魅力。随着人类实践领域的扩展,人在大自然中越来越多地发现天然之美;但伴之而来的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天然之美也越来越显得珍贵。中国传统美学对天然之美情有独钟,对自然审美有许多真切的体会和精辟的描绘。但对自然如何审美和自然本身怎么会美究竟不是同一回事。对自然本身之美至今尚未有一个合理的符合实际的解释。物种自然属性说,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说,都不能令人满意。还是马克思的价值论可以把我们引向对自然美的更合理的解释,似应大有可为,且可发展为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美学。前两年,我在主编《人与自然》丛书时,就期盼《生态美学》的早日出现。
    但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不可能完全回归自然。我们每个人都已不可能脱离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世界。作为主体的人,在和作为客体的自然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自然不断在人化;人和人的相互作用的发展,使主体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多样;个体自我本身和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使得个体世界也越来越丰富复杂。物和物,人和物,人和人的相互作用都在影响着个体世界。
    我们可以把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但任何文化都是处于一定人文关系中的人的活动的结果,人化的产物。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对待,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如何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我更希望走向文化美学。
    文化之美是人所创造的美,不同于天然之美。美,并非都是人的创造;劳动创造出来的,也并非必美。但是,确实,劳动也在创造着美。如果人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人类就能创造出美。但是,如果人类劳动违反了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就不一定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未必都美。人间有多少假、丑、恶!这不都是人的自我异化活动中滋生出来的吗?那末,人间的文化创造,怎样才能符合美的规律,这是文化美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进一层,人间的文化创造,并不只是仅为满足审美需要而展开的,很可能首先是为满足实用需要,甚至可能把交换需要放在首位。这样,文化产品的实用价值、交换价值、审美价值应是什么结构关系,这也是文化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还有,对文化的审美,和自然审美、艺术审美是怎样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涉及更为复杂的审美标准、审美理想等,亦应是文化美学不能回避的问题。
    人,更应成为文化美学关注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万事万物之所以有美丑,乃是因为它们对人来说具有肯定还是否定的客观价值。人类之所以要创造文化,乃是因为自然不能完全满足人。人生活在这世界上,不仅只是为了生存,还要求发展,更要完善。所以,人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文化,不断在创造中自我完善,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和周围环境(既有自然环境,又有人文环境)达到动态平衡。当然,人的自由本性的发展,人的理想人格的建立,人和环境的动态平衡,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曾这样论述人如何从现有环境中获得自由的历史过程:先是“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个体不能独立,只能依赖于人才能生存。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时代,个体从人的依赖关系独立出来,却又堕入依赖于物的关系之中。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人的依赖”时代,就是我们所说的前现代。“物的依赖”时代是包括现代、后现代的整个现代化时代。而“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有待未来的理想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美学应该面向自己时代的文化现象。
    我们这个国度,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进,目标自然是朝着“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方向。但中国地广人多,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广大的西部地区,基本还在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就是沿海发达地区,也还在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前现代的文化现象也还到处可见,而西方却已舶来后现代文化。这样,我国目前的文化现象,极为错综复杂。我们急需对现代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具体的文化现象作文化研究,也需要及早对文化发展作宏观审视,从整体上关注文化发展的美学方向。
    文化美学、文化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相联系而又各有区别。在我国,都应受到重视,都该得到发展。
    关于文化研究,美国学者卡勒教授在《文学理论》(牛津大学1997年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曾有较为精辟的评述。文化研究在西方从60年代兴起,但其实在19世纪就已有萌芽。从歌德、卡莱尔、爱默生的时代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著作,它既不是评介文学作品,也不是思想史,也不是哲学、社会学,而是所有这些的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类型。到了这个世纪的60年代,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开始研究文学之外的著作。文化研究已经不只是对文学作研究,而是涉及广泛的社会领域,用卡勒的话说,它“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第4页)。发展到90年代,文化研究成了人文科学一项主要活动。文化研究的对象,已扩展到整个广义的文化领域:“令人吃惊的是,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已经说不清它究竟跨了多少学科”(第45页)。文化研究已近包罗万象,从莎士比亚到肥皂剧,从弥尔顿到麦当娜,从失乐园到迪斯尼,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过去文化与当今文化,都在文化研究视野之中。
    文化研究是从文学研究发展而来,那末,文化研究兴盛起来之后,还需要文学研究吗?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是什么关系?文化研究有利于文学研究的深入。按卡勒的说法,“文化研究因为坚持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实践,坚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响并覆盖文学作品的,所以它能够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加以强化”(第50页)。但是,文化研究并不能替代也不会取消文学研究本身。文学研究应该深入研究作为艺术文化之一的文学的特殊性:“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正是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如果不能掌握文学的特殊性,而只停留在文化的一般性,“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象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象”(第53页)。所以,卡勒在这部《文学理论》中,主要还是在阐释文学的特殊性,语言、修辞、叙述、意义、解释等仍然是主题。
    我国的文化研究也在近几年兴起。我们也有了《文化研究》杂志,还有好些刊物所登的文化研究文章也多了起来,关注文化热点,分析文化现象,涉及教育、家庭、男性、女性、扶贫、下岗、腐败、污染、色情、暴力、黑社会、全球化等等,都是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美学也在面向现实,剖析当代审美文化现象,出现了多部研究当代审美文化的专著,使人耳目一新,令人鼓舞。依我看,美学如能面对当下现实,更多关注文化现象,进一步发展,正可走向文化美学。
    无疑,文化美学首先应关注当代审美文化。但当代审美文化并不只限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当亦在其列。文化美学可以通过对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研究,探索当代文化如何走雅俗共赏之路。不只是当代审美文化,就是非审美文化也应列入文化美学的视野。艺术文化之外,政治文化、道德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等也应得到文化美学的关注,从美学上加以审视、评析。研究领域因现代化的发展而日益扩大,这正是文化美学和文化研究相近之处。然而,西方在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兴起以来,文化研究关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从一个具体问题引发出思考。像福柯的《性态的历史》,就把“性”放在具体的历史中来评说,说它是由一系列社会实践、话语实践共同造成的。人们“把原本相去甚远的、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东西:一些我们认为与性有关的行为、心理的区别、身体的部位、心理的不同反应,还有最不同的社会意义,组合到一个统一的范畴之内(即‘性’)”(第 6页)。文化 美学也要重视具体的文化现象,并从文化研究中吸收养料;但更重视归纳,从众多的文化现象作出的分析中,从美学高度进行思考,作出理论概括,走向文化美学。
    我们这套《文化美学丛书》,是深圳大学文学院和深圳一些人文学者共同探索的结果。我们尝试从不同文化现象的探索切入,通过不同的路径,走向文化美学。
   

二OOO年,秋,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