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或抵抗

 

狂欢或抵抗

——关于“超女”与孙海峰老师的讨论

 

梁建东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05034s06

 

梁建东: “超女”是可说是2005年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文件事件之一。一个地方台的娱乐节目,突然在短时间内进入社会的公共语境,变得家喻户晓,本身是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除去其中的娱乐因素不谈,仅从电视收视率上看,传统主流媒体所受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稍后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连美国的《亚洲周刊》也参与其中,它的一篇文章甚至把李宇春定为“亚洲的英雄”,它主要从政治的层面剖析了这一现象,认为“超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中国民众的一种“民主启蒙”。这篇文章出来后连带牵引出来的一系列讨论似乎也很耐人寻味,赞扬者有之,攻击者有之,甚至有人将之上升到“阴谋论”和“意识形态之争”的高度,联想力之丰富让人汗颜。从一个普通娱乐事件中看出政治的味道,似乎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才会有的一种现象。“超女”的命运可能有点不妙。

 

一个娱乐事件引发了这么的话题,说明了些什么呢?

 

 

孙海峰:老美拿超女来做文章,做的当然是政治文章。其实国人看超女的时候,有几个想到什么劳什子民主之类。说它是政治无意识也好,审美反弹也好,庶民的胜利也好,都是在螺蛳壳里大做道场。而这本就是的文人们的长项,不然有谁理会他们呢。

 

 

梁建东:很多人用超女来影射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理由在于:新时斯以来意识形态的相对真空状态,社会发展带来私有财产的增多,民间组织或团体的力量得到增强,这些力量自然就会有了在公共语境中发言的渴望,它们需要有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相对父辈对民主与自由的冷漠或回避,新一代的青年身上轻松多了,没有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包袱,也不清楚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因此,习惯了在网络上畅所欲言的他们想在公共语境中发言的欲望也同样高涨,而主流媒体(或所谓的精英文化)对上述两者存在的漠视也是有目共睹的,于是,被压抑的渴望通过一些特殊的形式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就象有一个小青年把头发染成红色或黄色,也许他是无意识的,但在这种表面上的离经叛道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企图。尽管这一行为缺乏明确的目标,但仍可以把它概括为一种对传统保守势力的反应。一个人把自己的头发染成红色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突然有很多人的头发成了红色,那这种现象似乎就不只是流行那么简单了。超女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原因也许就在此吧。

 

 

孙海峰:呵呵,杰姆逊在论后现代的“政治无意识”时,采用的就是这个逻辑。每个时代的任何事件,都可作以政治的解读。

 

某种潜在的权力吁求,总是首先会在公众文化领域,尤其是艺术和大众娱乐领域得到想象式的实现,即所谓野性思维。

 

只是超女这种方式,“野性思维”过于直白,对稍具学养的群体便没有煽动力,所以终将成为闹剧一场。

 

梁建东:如果“稍具学养的群体”仅是把“超女”当作一场“闹剧”,我倒不敢苟同,也许这也正好说明“稍具学养的群体”所坚持的“精英文化”还是男性的文化。一群爱唱歌的女孩子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大众文化,男人们又在干什么?

 

孙海峰:性别,阶级,凡是具有对抗性的结构,当然都是“文化研究”者感兴趣的。但性别颠覆之类的政治游戏,美国人早就玩过了,证明完全是闹剧。他们现在变得很看重传统,甚至没有传统了要制造传统。精英意识不是游戏冲动,而是历史的积淀。

 

而所谓大众文化是什么东西,也许这一代人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它。因为我们身裹其中。我们的时代不是缺乏大众文化,而是已经过分地“大众”了。当周星驰、李宇春之流高居北大讲堂受尽膜拜时,礼崩乐坏的快感生产出什么?想象的革命,还是伪装的高潮?

 

 

梁建东:对大众文化的敌意从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开始就有了,这并不稀奇。大众文化常常被批评在道德上腐朽、美学上贫乏,甚至某些时候成了统治意识形态的代理人。相对于精英文化的清高和传统人文学科的日益僵化,“文化研究”者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对日常的文化和物质消费进行新的诠释,把阶级、种族、性别、快感,作为文化研究的课题,至少为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的东西。诚然大众文化很多情况下是文化工业的产物,诚然大众有“媚俗”的趋向,但大众文化并非没有研究的价值。历史上那些曾经出现的被视为另类的某些电影、体育、青年人中的亚文化现象,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现今不也是登堂入室,上到了众多精英们的书桌上吗?

 

还有,游戏其实是不可替代的,人只有在游戏中才能体验到真实纯粹的快感。无论是小孩玩泥巴还是大人搓麻将,谁也无法否认游戏在人的生活当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参与任何一场游戏的一方都要遵守相同的游戏规则,因此,当游戏中产生的规则上升到更大的层面,运用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的时候,政治也就类似于一场游戏了。问题在于,有些人突然跳了出来大声宣布:这种游戏只能允许这些人玩,那种游戏只能允许另外一些人玩,有些人可以参与游戏,有些人被禁止参与。那么,是谁赋予了一些人可以决定另外一些人有没有玩游戏的权力的权力?

 

 

孙海峰:不论是“媚俗”还是“媚雅”,诚然都有其存在的基础。问题在于,谁也不可能真的消灭谁,只能由历史本身来选择。而历史本身是无意识的,就像沧海横流,大浪淘沙。但从一个更广阔的尺度来看,似乎又呈现出某种目的性,这就是所谓精英文化的反思性质。

 

甚至“大众”(mass——原义为“乌合之众”)这个词,也是一种反思意义上的命名,带有明显的贬义。身处其中的你我,通常不会承认自己属于一群无意识的乌合之众。然而很不幸,通常情况下,我们恰恰正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

 

所以,游戏也好,娱乐也好,狂欢也好,这些大众节目本身并非什么难得的品种,因为它们就像野草,随时随都在生长。真正困难的是,在这片荒野上培养一种更高的文化——Culture,原意就是对人性的“耕耘和培育”。

 

后现代们的理想当然是杂草丛生。然而,对属于自己的庄园,没有人希望它仅仅长出荒草。

 

梁建东:其实谁都是无法“免俗”的,无论“精英”还是“大众”。

 

只是,“大众文化”中的“大众”是不应该理解成“mass”的,它确切的或当下公认的译法应该是“popular culture”而不是“mass culture”。这两者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mass culture”这个术语,只有在上世纪3050年代的文化批判中使用,主要指的是那些以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而今天,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无一例外是指popular culture,是相对于所谓高雅文化而言的。英国的雷蒙·威廉斯认为大众的含义是民有、民享、为民喜闻乐见。当然它也包含了被人批评的方面:质量上的相对低劣和刻意炮制出来博取大众的欢心。“超女”是与这些表述相契合的,从它整个发生的过程来看,它应该不是“mass culture”而应该是“popular culture”。还可以再看这样一个词条:“有人暗示,大众文化具有颠倒既定霸权秩序的能力。”(伯尔洛克 Alan Bullock )和特隆布莱(Stephen Trombley)编:《新丰塔现代思想辞典》,1999年,第666页)。当然,国外思想家的说法不能全信,只是,当下的中国思想家有自己的思想吗?

 

倒是“精英文化”在今日成了怀疑批评的对象。“精英们”的后花园里长是究竟是鲜花还是野草,老百姓心知肚明。有嫖娼的经济学院院长、剽窃的名校副校长、走私人口的“国学大师、骗人色相的政治学教授等等,如此高尚的“精英”可以列举很多。中国的“精英”们,有“精英意识”,但没有“精英才能”,大都是为钱财谋的“假大夫”。突然“超女”出来了,举国牵动,“精英”们耐不住了,被冷落的处境愈加冷落,由妒生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继而攻击、唾骂,意欲除之而后快,心量之狭窄令人心寒。看看“超女”中观众踊跃参与的程度(某种意义上的民主意识),“精英”们该想想自己的思想是何等苍白。试问,没有大众在参与中培养的民主意识,中国人的政治参与意识从何而来?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政治会突然变得民主了,完美了?我们的民众突然会参与了,会选举了?在美国,哪怕是小学,一个小小的学生会长都是经过激烈的竞选才产生的,实际的操作程序和美国的总统选举基本一样。反观中国,中国的民主教育在哪里?在精英文化受到怀疑的今天,大众文化才是民众真正的代言人,他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精英知道吗?他们什么都知道,只是有些时候,眼被遮了,耳被塞了,嘴被堵了!毛主席说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精英们还记得这句话吗?

 

诚然,在这里用激烈的词语抨击精英,逞一时之快,会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只是,批评的心却是苦涩的。

 

 

孙海峰:到底谁是“精英们”呢?并没有确切的所指,而是一种抽象的身份表述。它跟“大众”一样,是一个反思的概念,是对整个文化结构(空间)进行历史(时间)性观照之后的一种命名。如果非要给这个概念寻找一个形象,那么它通常指的是:每个社会中最具有反思性的那一小部分人,他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和文化批判,确保了某种传统的延续而不是荒芜。所以,把这个词简单地形象化,跟教授高官之类的概念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精英不一定是什么校长、教授,校长教授什么的也未必是精英。

 

而大众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是那个无意识的mass,又是什么呢?popular是一个只有在艺术娱乐领域才常用的词,通常指某种通俗易近性。政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一般都是mass,强调其作为一个巨大群体的规模效应。老美们拿超女说事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说几个爱唱歌的女孩子。它要说的是:中国缺乏民主,所以人民纷纷通过手机投票来意淫。可是,它所开出的灵丹妙药,不知治死了多少欣然服用的非洲人民?

 

好,问题的核心已经敞开了。电视观众作为匿名偷窥的一群,其“参与”行为跟民主有哪门子的关系呢?民主是一种建构主体性的过程,是人们正面表达自身立场的行动。行动不是意淫,而是一种需要勇气的实践。而以“大众”们当前的觉悟状态,路上碰到个小贼都避之唯恐不及,要求真正的公民权利是需要想象力的。如果缺少自觉性和有效的制度制约,民意便将如柏拉图所指责的那样流于群氓政治,或者演变成法国大革命那样血腥的暴民狂欢。类似的闹剧中国也上演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群众运动,最后变成什么了东西?

 

其实,精英、大众,以及二者的杂交物——民粹,都是一些反思的概念。是一种抽象的结构描述。很难说谁就是哪一类。不喜欢那些给自己贴上标签四处兜售的大师们,也不喜欢抱着空洞的人文义愤大战风车。在这个乱哄哄的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有所认同和归属,然而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任何身份都依赖于他者的存在。在批评中有所立场当然是必要的,但对这立场做适度的反思也是必要的。况且在这个事件中,超级女生≠平民女性,另类偶像≠大众形象,只是生产商把它们故意搞混了。

 

     


 

后记:

 

前段时间,我和孙海峰老师曾经就“超女”事件有过一次有趣的讨论,让我受益匪浅。有很多人批评我对“超女”的赞扬是因为我似乎故意忽视了“超女”背后的商业利益和所谓的黑箱操作等等不足,在某种意义上,我坦承我对除我之外的一切事情的幕后都一无所知,因为我首先不是一个全知全能者,其次从心理学或接受理论的角度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现象其实也都不是事情的本身,因此,如果要让我对不同的事件做出判断的话,我宁愿去相信那些能让我或多或少参与其中,并或多或少给予我发言权力的活动或游戏。现实当中,有那么多的事情,与我们的生活或存在息息相关,但却因为某些特殊利益或权力的影响各制约,把我或像我这样的很多人排斥在外,我们成了一个看客,无论我们的情绪如何,它们仍然像一台台巨大的机器一样运转着,我们的存在与否似乎跟它毫不相关,可是,最终,我们却要为这些机器所生产的一切买单。这是一种多大的不自由!在这里,我们先不提平等,这个词语只有在个人拥有了自由之后才会出现。那么,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要的不是赏赐,而是一种选择的自由!选择决定了人的存在,因此,我愤怒地是我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已经被从我或我们很多人的身上剥夺了太长的时间了,我几乎快怀疑我的存在的意义了。“超女”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它让我参与了,它让我选择了,它让我快乐了,它让我终于发出了声音。我不在乎它的背后是什么,就像我们在欣赏大卫的石雕时,我们对他背后的丑陋毫不在意,因为,在我有限的生活经验当中,“超女”是一次真正的选举,在中国任何一个自然村庄的村长选举都要比它黑暗。

在这里,我不想太多去论述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爱“超女”,而是想探讨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批评“超女”,批评它的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我并不是去反对批评,而是认为我们对待批评也要像对待表扬一样冷静清醒。如果把众多对“超女”的批评综合起来看的话,其实大多雷同,倒是批评的来源似乎比批评本身更加有趣。首先,主要的批评是来自某些强势媒体。为了防止有人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在这里暂且借用一则新浪网的新闻,源自《京华时报》:

 

直播忽略超女惹民怨 中国粉丝不满没有特写

http://sports.sina.com.cn 2005年11月1210:53 京华时报

昨晚,中央电视台直播奥运吉祥物发布仪式上超女表演时,与现场热闹气氛不同的是,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的观众自始至终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超女的特写镜头。央视的做法引来众多粉丝不满。超女所属的天娱传媒董事长王鹏也认为央视的做法有失大台风范。五名超女得知此事后都表示惊讶,但随后表示她们已经为奥运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其他的不想多说。事情发生后,央视相关工作人员都拒绝对此事做出回应。                                        

 本报记者朱雅

 

这篇新闻就是在今天(20051112发生的。[1]

由此,我突然想起了前年曾经在社会上引发过一场非常激烈讨论的事件,当时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日本进行了一场冠军决赛,整场比赛中国女排完全占据优势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而日本一些 “卑鄙的心胸狭窄的电视转播人”(央视某名嘴对其日本同仁的称呼)却似乎忘记了中国女排的存在,把所有的镜头都给了那些在地上爬行的“呦哂呦哂”的日本姑娘。最后尽管球赢了,但中国人的自尊心似乎因为被剥夺了视觉的胜利而受到深深打击,网上和社会上对日本人的批评如潮水般汹涌,中国主流媒体与大众少有地在同一件事情上找到了共识。可今天,这样一件类似的事情又出现了,有趣的是昔日“卑鄙的心胸狭窄的电视转播人换成了央视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得到的又是一个“相关工作人员都拒绝对此事做出回应”。


如果有人还觉得一个事例缺乏足够的说明力的话,我就再举稍前的一些事,同样和该强势媒体有关:2005719 央视众名嘴聚集一堂,专门开会讨论,议题就是“娱乐节目低俗化”。朱军、崔永元、李咏等在梅迪亚中心聚集一堂,严肃地开会讨论“综艺、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倾向”。被失眠症困扰的崔永元清醒地提出了“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崭新观点。一位社科院的学者更是点名指出:“超女”是很恶俗的节目,只有降低这些节目的播出量,并在黄金时间增加新闻、社教类节目的播出量才能解决节目的“低俗化”问题。此事有图为证[2]

 

 

 

再来看另一则新闻,标题是:把脉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现象 荧屏七种低俗病》[3],新闻源自央视国际网站,批评的矛头同样直指“超女”。

相类似的新闻还有很多,该强势媒体攻击“超女”的理由是其过于“媚俗”,只管“收视率”而不管媒体操守。可收视率到底是怎么回事?再看一篇来自新华网的文章,题目是:超级女声一档节目观众4亿 三大项收入数以亿计》[4]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一档节目,全国4亿观众,平均收视率超过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一档节目,单场手机短信收入超过1500万元,加上节目冠名和其他广告收入数以亿计;一档节目,8月初在Google搜索引擎中已拥有32万条记录,15天后这项搜索记录轻易地被刷新为165万条。所有这些惊人数字的缔造者正是“2005快乐中国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

 

收视率到底是什么大家都清楚了,是钱!!可是,收视率得罪谁了?在中国又是谁曾经最热衷于收视率了?在我的印象当中,年年春节联欢晚会后,民间一片恶评,但央视却经常会在稍后几天搬出收视率来压服老百姓,说收视率有多高,受欢迎程度有多大等等,由此,我经常会产生一种我不是中国人的感觉,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央视的收视调查,而且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也没有,更不要说,我对那节目本来就很反感。这个时候,收视率是某些利益团体向国家索取钱财的饭碗,而突然有人出来抢这个饭碗,那么这个饭碗就必须要加以正名,如果正名不行,就拼命唾弃它。

民间或地方媒体对此事的反应又如何了?下面是2005724,在MSN社区里一热贴,题目是:《名嘴痛批娱乐节目低俗化 专家称\"超级女声\"恶俗》[5]在回帖的网友当中,绝大部分网友对央视的作法嗤之以鼻。2005725发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的“天涯社区”的一个贴,标题是:万人签名声讨中央电视台的自命清高,自视不凡!!!》[6],这回是万人签名,群众的力量开始突显。除了网络媒体的反应外,地方平面媒体《新民晚报》在819有一篇文章跟“超女”有关,题目是:《超级女声何罪之有?》,相近的南方的一些媒体如《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等等,也对央视既作裁判又作运动员的作法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央视此举有以公谋私之嫌。

在这里,我们会毫不惊奇地发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主流媒体与民间的看法是如此不一致,而主流媒体的声音在民间往往会受到完全相反的解读,其中暴露的问题让人深思。

问题到此,似乎不仅仅是有趣了,正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只想说,在中国有太多伪善的人,他们光着屁股却举着内裤当红旗在四处招摇。套用我和室友经常说的一句笑话:“你的帅无法抵挡,你的酷可以洞穿一切,皇上,你就是我的偶(呕)像。”

就“超女”是否牵涉到中国的民主进程、大众在参与过程当中是否有无意识形态对抗、观众积极投票是否间接培育了中国未来的选民等等,类似的问题再进行探讨是很难进行下去的,这样的讨论因为后来有海外媒体的参与而变得敏感。在现在的中国,一旦话题涉及“敏感”,那么对这个话题的讨论该如何把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我坚持认为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在客观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类似“超女”这样的大量的大众文化产品充斥了大众的文化阅读空间,从而使得政治文化的“市场”与“地盘”大大缩小,影响力大大降低,大众文化其实在这里已经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果单纯只就民主意识的培养,我倒经常会想起希腊,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应该是世界民主的原型,那么希腊平民参与民主议事的热情是如何培养的了?有两件事情与此有密切联系。第一是通过观看戏剧培养观众的参与意识。古希腊戏剧发达,水平也很高,当时的城邦领导人为了鼓励市民的政治热情,会拿出钱来请平民去观看戏剧,剧场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公共讨论和发言的场所(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西方国家的议院跟剧场很相似的缘故),市民可以在一个公共的场所就戏剧本身或之外的话题进行讨论,在希腊民主社会时,很多的国家大事就是在这样类似的公共场合下进行讨论和决策的。第二件就是全民性的体育盛事。希腊人热爱体育世人皆知,为了奥运会甚至可以停止战争,但体育除了强身健体可以保家卫国外,更重要的是希腊人民在参与和观看体育赛事的过程当中培养了强烈的公平与规则意识,因为只有公平与规则才能确保任何赛事的进行。这种意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然后上升到国家意识的层面,这个国家的国民就会逐渐地形成真正的民主意识,这个国家最终就会有可能成为一个民主制的国家。戏剧和体育对培养古希腊人民的民主意识可谓功不可没,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点:民众愿意在娱乐中参与政治,而不为了政治而去娱乐。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何其淡漠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如何去激发他们的热情, “超女”在某些方面是有启发意义的。

前面我曾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证明:主流媒体对“超女”的批评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所谓的媒体职业操守问题纯粹是胡扯。可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或学术精英又在这场讨论中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了?知识分子在这个事情上又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尽管这多少有点离题之嫌。

在知识分子当中,对“超女”持批评或赞扬态度的都有,但也有很多的人持表面中立的态度。因为如果单纯的批评会被人认为不能与时俱进故作清高,而单纯的赞扬则可能会被人说成随声附和没有独立的思考精神,于是两面讨好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关于这些态度后面所涉及的利益动机是什么,可能实际的原因非常 复杂, ,但起码的一点可以看的是:知识分子在这整个事件中被冷落和遗忘了。在“超女”开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听不到来自知识界的声音。

知识分子该如何在公共语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参与社会上的热点问题的讨论,是我真正关心的。而知识分子的复杂态度,其实无法掩饰其内心的焦虑感。这正是这种焦虑,导致了部分知识分子对“超女”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我在前面与老师的讨论中曾描述这种行为是因为“由妒生恨”。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理论:在一个社会当中,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社会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在社会中是可以兑换为地位和财产的)的总量是基本保持稳定的,知识分子出于维护自己权益的需要,他必须尽量地去保护自己的资本不受他者的抢夺,当然他也会乐于去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因此,布迪厄认为,这种以利益为驱动的“计算”是一个人采取不同的姿态、倾向、态度(或激进或保守)的根本原因。这种利益的计算是难以从表面上看出来的,但知识分子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资本受到威胁时,他的态度往往会暴露他背后的利益打算。因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些知识分子对“超女”的批评,是因为其高度流行性受关注性,在很大程度是吸收了社会上的文化资本,相当部分的文化资本从知识分子身上流到了“民间英雄”(如获得高额合同的李宇春、张靓颖等人)、商业团体(如湖南卫视、天娱传媒等商业性较强的公司)那儿去了。资本被抢夺,自然会“由妒生恨”。在这里我并没有要贬低所有知识分子的人品的意图,只是我认为,从文化资本以及利益角度来理解部分知识分子对此事的态度,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至少它符合市场规则。从另一方面来说,对知识分子是一个警醒,当知识分子逐渐脱离计划经济的体制后,只有自己不断地拿出群众所喜爱的文化产品,他, 们才能在市, 场上长时间的存在下去。

因此,这里又回到了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如何定义一个知识分子,是长时间以来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但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积极的参与意识,然后还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没有参与就没有发言权。如果知识分子对大众正在积极关心或参与的事情漠不关心,或嗤之以鼻,只忙于自己的三亩之地,事情过后又跳出来指手画脚,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知识分子一味地趋权附势,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独立主见和判断力,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更甚地是,如果知识分子高傲地把大众称为“草民”,把大众文化称作“狂欢”的话,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的毒瘤。试想,知识分子不关心大众,不关心大众所关心的问题,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的理由在哪里?有些人想关心,但又怕被别人说成“想扯着那些小女生的裙子出点名”[7]。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脸皮似乎一下子薄了,我倒是奇怪,中国的知识分子自顾准和胡风之后,还几个要脸的。

话题扯远了,从大众文化扯到知识分子,似乎有越界的嫌疑。但我想当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再次面对“超女”这样的事情时,是不能漠然置之的,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去研究分析,只有如此,当我们的社会能够持续不断地听到来自知识界的声音,并且这种声音是独立和批评的,它让我们时刻保持对危机的警惕,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才会更加健康地发展。只要知识分子不放弃自己的社会关怀,知识分子便是真正的“社会良心”。

 

 


 

[3]引用网址:http://bbs.cctv.com/forumtopic.jsp?id=7051980